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硝烟弥漫的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等航线上，有一支庞大而沉默的舰队——盟国商船。它们是维系盟国存亡的“海上生命线”。在数以万计的商船上，中国海员直面生命危险、或有过千人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奇轮机长——中国鲁滨逊
80多年前，广州曾深陷侵华日军长达14个月的战火，遭受数百次狂轰滥炸，满目疮痍。1980年代出生的沈诗欣对历史的认知，不仅仅是发生在故乡的苦难与抗争。因为爷爷的经历，她得以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触及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沈诗欣的爷爷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名叫沈祖挺，1905年出生于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沈祖挺在英国商船上任轮机长，他因传奇般的经历获得大英帝国官佐勋章以及国民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
根据口述历史与沈祖挺的档案以及国内外留存的史料相互印证，还原出历史的瞬间：“1944年8月13日，沈祖挺服务的英国商船雷贝利轮装载约5000吨煤从东非最大的港口——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克斯港、现名马普托港，驶向肯尼亚的蒙巴萨。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航线，一年多时间里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舶就有300多艘。当晚9时左右，雷贝利轮行驶到马达加斯加西南海域，遭遇德国潜艇，雷贝利轮两次被鱼雷击中，短短几分钟内沉入大海”。
史料显示，发动袭击的德国潜艇是U-862，艇长海因里希·蒂姆是德国的王牌潜艇指挥员。1944年U-862的这次航行共击沉七艘盟军商船，包括雷贝利轮，并导致雷贝利轮的船长、大副、二副等16名船员以及随船护航的3名英国海军炮手共19人遇难。
沈诗欣介绍，当时晚上非常黑，大家只能凭借顽强的求生意志等待，天亮以后他们看到旁边有一条救生艇。登上救生艇的幸存者有36个，其中33个都是中国船员，然后他们就在海上漂。
在36名幸存者中，沈祖挺的职位最高是轮机长。他肩负起指挥大家求生的使命。经过三天漂流，幸存的船员们在莫桑比克海峡的欧罗巴岛登陆。岛上虽有鸟类、海龟、山羊、植物等，却没有淡水。所幸，船员们自制了净化器，通过蒸馏海水获得了淡水。
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齐心协作，沈祖挺和船员们在欧罗巴岛上生存了76天，最终被英军发现才获救。沈祖挺是二战期间数万名中国海员的代表，他的故事成为少数被铭记的海员的历史缩影，更多的中国海员没有留下姓名和事迹，他们却为撑起盟军的海上生命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韩庆是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他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开始关注二战中国海员群体。多年来他一直在搜集、整理、研究相关史料，并在大连建起一座航海历史文化馆。韩庆介绍，当时中国海员大都在英国、美国、挪威、丹麦、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盟军商船上工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上，中国海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构建的全球海上运输网络被视为维系战争命脉的“海上血管”：既有援助苏联的核心通道北极航线，也有横跨大西洋的英美战略物资运输线；还有太平洋航线、印度洋航线、地中海运输线，以及伊朗陆海联运走廊等等。
在这些航线上，几乎都能看见中国海员的身影，他们在运输燃油、煤炭、食品等等物资的盟国商船上服务，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在远离中国本土的战场上留下了英勇的印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海上战士。
血与火交织的岁月 巨大的牺牲
1944年英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纪录短片《中国人在战时的英国》，里面出现了衣装整洁、训练有素的中国海员。史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雇佣中国海员数量最多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官网上这篇题为《商船海军》的报道指出：战时英国政府控制了种类繁多的船只，统称“商船海军”，航行范围遍布全球。据统计，效力于英国商船海军的海员约有18.5万名，其中4万名是中国、印度等外国籍海员。
王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抗日战争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他对二战时期中国海员的这段历史，也进行了专题研究。
“英国在二战时期大概超过70%的石油、超过90%的铁矿石需要海外运输。1941年，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这是战时美国向它的盟国——英国、法国、苏联，包括中国，提供一些租借的物资。这批物资主要是军事相关的军火，主要是通过大西洋航线来运输，当时总的价值大概有500亿美元，英国及联邦国家占大概300多亿美元，中国大概16亿美元。英国需要维持战争，同时维持日常国家的基本运转，就需要大量的海员。”
袁浩，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他在对“中英两国关于二战时期中国海员抚恤问题的交涉及处理”进行研究中，发现了关于中国海员牺牲的具体记录。1940年，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报道了皮洛士号被击沉，提到了有8名中国海员被困在了锅炉房。
而韩庆教授在历史档案中发现了更惨烈的事件。1942年1月11日晚，德国潜艇U123向英国商船独眼巨人号发起攻击，几分钟后，独眼巨人号沉没，“中国船员在这一次死亡88人，实际上这艘船上总共有151名中国海员。这个是目前我们查到的中国船员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2月，仅服务于英国商船的、因战死亡、失踪及被俘的中国海员达1616人。
除大西洋航线外，在盟军构建的其他航线上，也有中国海员付出了生命。位于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是荷属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二战期间，库拉索岛附近的海域是重要的石油运输航线。
陈寒煜，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他对二战期间中国海员在库拉索岛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条石油运输线上，也有中国海员的身影，“1941年2月23日，荷兰商船格洛可可号从新西兰到美国的途中被击沉，船上34名中国海员全部遇难。1943年的7月27日，库拉索轮船公司一艘游轮罗莎莉亚号被击沉，9名华籍海员丧生”。
韩庆教授介绍，整个二战期间，盟军的商船损失是5150艘，其中在北大西洋被击沉的有3663艘。1948年中国驻利物浦的领事罗孝建写的《中国海员大西洋漂流记》提到，中国海员的伤亡比例大概是在10%。
这是中国海员在英国信托号油船沉没前，坚守炮位誓死抵抗、并在最后关头救人驾救生艇脱险的事迹；这是英国授予四名中国海员英勇行为奖章的信函；这是比利时拟授予中国海员勋章的公函……
韩庆教授介绍，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书中提到，在二战期间，格林纳达内号在1941年救助了另外一艘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船长写信说，那些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实在是太高了，我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敬佩之情，他们对任何要给报酬的举动，都认为是受到了冒犯而拒绝。
2006年，在英国利物浦默西河码头区，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与利物浦市政府共同揭幕中国海员纪念碑。碑文上写着：“献给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
中国海员的抗争
上海、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航运中心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但在当时，上海乃至中国各大口岸的远洋运输，几乎都被外国轮船公司和洋行垄断。1908年，英国蓝烟囱公司在浦东建成远东首个万吨级码头。不仅英国，还有挪威、荷兰、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多国的轮船公司和洋行都争先恐后到中国发展远洋航运业务。
暴利和垄断的背后是近代中国航运权的丧失，这也导致民族航运业发展举步维艰。当时中国海员们想要在海上获得更好的谋生机会，只能为外国商船工作。
曾担任过国际劳工组织理事的朱学范先生，在1943年发表的《战时中国海外海员问题》一文中表示：中国一向是一个备受不平等条约压迫的国家……在国内外轮到处可以停泊、到处可以航行、外轮公司到处招募我海员……在英轮上，中国海员的工资向例不能超过英国海员工资四分之一。
在世界多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中国海员为获得平等权益的斗争。
当时国民政府驻英国领事馆出面与英方进行了多次交涉，1941年9月，英国抚恤部正式出台了有关中国海员的抚恤条例，并对中国海员的抚恤金标准进行了调整。但与中方提出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此后，中英双方又经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在1942年9月签订了备忘录。
与此同时，在荷属库拉索岛附近海域工作的中国海员，也因薪酬待遇问题与外国轮船公司以及驻库拉索岛的荷兰当局发生了激烈冲突。
史料显示，当时外国轮船公司和荷兰当局对中国海员态度强硬，限制他们自由、进行关押、并试图隔离和孤立带头抗争的海员，这一行为遭到了中国海员的强烈反抗，继而引发流血冲突。
尽管库拉索岛中国海员为权益与尊严的抗争未能圆满落幕，但他们依托政府渠道充分陈情，借力舆论造势、外交斡旋乃至国际仲裁的多维努力，昭示着这一代人挣脱弱国桎梏的意识正在战争的硝烟中顽强生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少数人留在海外，大部分中国海员返回了国内。被称为现代鲁滨逊的沈祖挺于1951年回到广州，先后在广州海运局、港务局修船厂、广州船舶修造厂负责技术工作，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艘自营远洋船光华轮的修复工作。
当时，这艘已经报废的旧船两台主发电机出现裂缝、电缆漏电，露天甲板多处漏水、通信设备大多不可用，沈祖挺和修理人员一起反复研究、论证、拿出了可行的方案，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又多次跑到香港的拆船厂，购买便宜的二手零件，终于让这条已经报废的轮船重新具备了适航的能力。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柳芳介绍，光华轮是第一艘国营远洋船，它是挂五星红旗的。在中国运营15年后，它以45岁的高龄退役，之后在中山县拆船，卖掉它的钱还用来修了广州海员学校金桥学院的教学楼，这艘船贡献很大。
光华轮虽然不在了，但新光华轮继承了它的名字。新光华轮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半潜船，被中国船级社认证为“亚洲最大、全球最先进半潜船”。80年后的今天，我国在远洋航运领域的能力已步入世界前列，航线也遍布全球。
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注册海员超过97万人、约占全球海员总数的33%。在今天，海上运输支撑着国际贸易中90%的货物流动，而中国海员们肩负着新的使命，他们串起全球经济繁荣与和平的蓝色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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